今年7月起，一种现象引起了记者的关注：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的多个公用卫生间里，常能看到各种形式的“代孕”“性别鉴定”“包生男孩”小广告。“巧合”的是，这几家医院都是能够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三级甲等公立医院，有不少患有生殖系统疾病、不孕不育的夫妻前来就诊。

非法代孕小广告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多家公立医院厕所里，这些广告背后的真相令人震惊。记者通过长时间与两家非法代孕机构负责人联系，并走访多家医院和个人，揭示了地下非法代孕市场的危险“陷阱”。

医院表示，从卫生间到医院各角落，代孕小广告无孔不入，令人防不胜防。浙大妇院总务科副科长邵卫红说：“我们要求清洁工人一发现类似小广告就清理，但这些广告越贴越多，位置也越贴越高，有时需要请男清洁员带工具爬高去清理，简直苦不堪言。”

非法代孕小广告形式在不断升级换代，从最初用记号笔写在医院公用厕所的门和隔档上，或者是一张贴纸，到现在的亚克力长方形纸板，甚至更“正规”地以“小心地滑”“节约用水”的提醒字样下，打上“代孕”“性别鉴定”“供卵服务”，以及电话、微信号。

这些代孕机构提供的服务推介简单直接，明码标价，从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其中，“借卵+包生两个宝宝”的费用高达150万元！这些机构的地址多位于上海，其中一家机构位于上海松江区茸悦路，附近是上海著名的大学城，聚集了多所高校。

代孕妈妈橙橙（化名）是一名安徽人，1991年的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因婚姻不顺，加上微商生意亏损和债务问题，她选择了代孕作为逃避现实和赚钱的方法。她在代孕机构“工作”的一年，是她“这辈子都不想再回忆”的日子。

客户邵先生是温州人，他和妻子都40多岁，因为妻子正值事业上升期，两人选择了代孕。他认识的一个姐姐曾找到一家深圳的代孕机构，结果前后交了200多万元，老板失联，机构人去楼空。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生殖科主任费小阳表示，很多提供代孕服务和供卵的女性都很年轻，频繁代孕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代孕涉及伦理问题，容易引发社会关系混乱，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俞帅斌指出，代孕有关的行为与我国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明显相违背。我国普遍的司法实践中，因代孕孕母和委托代孕的父母之间签署的相关权利义务关系合同，或者中介代孕机构和委托代孕的父母之间签订的服务合同，均会因违反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

杭州市仅有6家医院允许开展辅助生殖技术，而允许开展第三代试管技术的更是少之又少，只有浙大妇院和邵逸夫医院。这些医院严格限制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以保障医疗安全。

非法代孕不仅违反伦理道德，还涉及到法律和医疗安全的严重问题。记者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并严厉打击非法代孕行为，保护广大不孕不育患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