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经过润色后如下：

前文提到，我通过办公室众人的面色，已然察觉到审片结果的不妙。

大家不愿直接传达最严厉的批评，只是委婉地表示“已经这样了，你就把结尾再录一遍吧”。陈虹在会上公然指责我：“你告诉人们前服产是情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入了吗？谁有权利决定创新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吗？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创新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我听着心底越来越冷，试图再次修改结尾，但已是无能为力。

年底晚会上，同事模仿我，披着披肩，穿着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两腿纠结地坐着，拨弄着垂在眼前的头发，摸着男生的手，细声细气地采访：“你疼吗？真的很疼吗？真的真的很疼吗？”底下哄笑，都认同这是对我的漫画像。

白岩松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估计他心里比谁都难受。有次我穿印花纱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

每天节目结尾主持人都要评论，我别扭坏了。按我原来的文艺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按节目的习惯写，我又写不来。一遍又一遍，都过不了关，到最后有一次没办法，白岩松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

每次重录的时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灯光、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也不问，沉默地隐忍着。录完，我不打车，都是走回去，深一脚浅一脚，满心是对他们的愧疚。

部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新来的小姑娘，自然而然地站在最后一排边上。崔永元回头看见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第一排正中间他的位子上，他当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是这样的人。有个场合，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他进来了，在银桌边坐下来，什么也没说，但谁都不敬了。

这就是他。

那几年评论部的内部年会，看小崔主持是我们的狂欢，看他向上手挥目送，戏诸风头人物，逗女同事，拿领导开涮。也就他能修理陈虻，说：“陈主任站起来。”

陈虻被群众打扮成日本浪人，头顶冲天群，重重叠叠好多层衣服，半天才撑着大刀勉强站了起来，群众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压住，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诞字符，只有一个中国字是“钱”。小崔说；“这些字怎么念，陈主任?”

陈虻复换了半天：“不认识。”

“眼，陈主任连钱字儿都不认识。”

大家笑。

“再给你一一次机会。” 他说，“这些字里头你认识哪个?”

陈虻这次答得挺快：“钱。”

“哦，陈主任原来只认识钱。”

大家吹口哨，尖叫。陈虻手扶着大刀也跟着乐。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别一根签字笔，摘一颗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开说，每次最节目，开场前心里焦虑，总得冲着墙向自己攥拳头。

我见惯了强人，他这点儿软弱几乎让我感激。

我在台里新朋友不多，史努比算一个。那时候好像就我和他单身，办公室雷姐还想撮合我俩。我看他一眼，年岁倒是不大，但长得吧...他自己说早上洗完脸抬头看镜子，差点喊“大爷”。有一次在地铁，他死盯着一个姑娘看，最后那姑娘犹犹豫豫站起来要给他让座。他真诚地对我说:“我从小就长这样，等我四十的时候，你就看出优势了。”他学中文的，在新闻评论部内刊上写文章，题目就是他的梦想，叫“饭在锅里，人在床上”，不免被干做新闻的人讥笑。开会谈节目，他开口，一屋子人就摇头笑“人文主义者”。别人都做时事类节目，元首访问什么的，讨巧，也好做，他偏做生僻的，有一期叫“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有位倾其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专业人士和普通人都觉得可笑，但这人在节目中说:“小人物也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别人笑，史努比只自嘲，从不反击，也没见他对人凶恶，我有时觉得他有点近于怯懦，他只说:“道德，不是没有弱点，而是看清它，然后抑制它。”

有次聚餐，在一个吃东北菜的地方，都喝得有点儿多了，有人大声呼喝，有人往地下砸瓶子。他也喝高了，播摇晃晃蹲在地上捡碎片。我去捡的时候，听见他嘟嘟囔囔:“什么是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就是不往地上砸瓶子。”

那时候，他手头正青黄不接，每天拎着单位发的纸袋子，装着泳衣和盗版碟，游完免费的泳，吃完免费的三餐，回家看五张盗版碟，发工资全存建行，每天坐公交车时看着建行的大招牌，“有种深沉的幸福”。

就是这么个人，看我很不得意，居然花钱送给我一盆花。 是他上班路上看到地铁口挤了好多人，想着肯定是好东西，挤进去看，是从天安门广场上撤下来的国庆菊花，板车上放着，一块钱一盆。

很贫贱的小黄菊，他小心翼翼地放我桌上，作陶醉状深嗅一下，差点熏一个跟头。

中午开会大家评我的节目，他最后发言：“大家都说‘好的我就不说了，我提点儿意见’，好的为什么不说呢?好的地方也要说。我先...”

我看他一眼。

他私底下爱教育我：“你生活得太塑料了，不真实。”

我白他：“怎么了?”“过分得体。”

“什么意思?”

他来劲了，比比划划：“要像打枪一样。有句话，叫有意瞄准，无意击发。要有这个‘无意’。”

挺神的反正。

后来，史努比跟我说过，看我当时真是吃力，天天采访前挨个打四十分钟电话，每次采访都在本子上写一百多个问题。化妆的时候还斜着眼继续写，化妆师一边抖抖地画眼线，一边叹气：“我看人家别的主持人这时候拿本金庸看，你怎么这么紧张?”到录的时候，我就照着本子上的问题往下问，听不见对方说话，只想着自己的下一个问题。绳子越缠越紧。

大老杨是摄像，录完节目大雪里送我回家，他说姑娘你可得加把油啊，领导说扶不起来就不扶了。

当时“时空连线”首次使用连线的方式让三方嘉宾评论同一新闻事件，试图创造争论和交锋的空间。这个技术刚开始试，还没办法在演播室里实现三方在屏幕上同时出现，只能用电话采访，摄像在现场拍下他们说话的镜头，回来合成画面。在演播室里我盯着空荡荡的屏幕方向，只能在耳机里听到三位嘉宾的声音。

“往这儿看。”摄像引导我往黑暗里望，做出与三个嘉宾交流的眼神，“要有交流感。”我只好每个问题都配合点眼神儿，身体也跟着拧，装作在跟谁交流，营造一种气氛。光拧这个身子就能把我弄个半死。摄像“咂”一声：“你眼里没有人。”

我不服气：“是，那些嘉宾的人影都是后期加上的，我根本看不见他们。”

“不是这意思。”对方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慢慢的，我已经不会写东西了，拿张纸对着，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再过一阵子，我连话都不会说了。在餐厅遇到“新闻调查”的张洁，他说他理解这感觉，说他拍过一一个片子，白血病人晚期的治疗要把身上的血全抽出来，再换成新的。我血已流光，龇出一个纸一样苍白的假笑看着他。

再后来，我干脆出溜了。以前当观众时，老讥笑别人八股腔，现在当了主持人，用得比谁都熟练，每天结尾我都说：“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早日到来。”

这话是不会错的，然后我就可以卸妆下班了。

摘自《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