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散装卫生巾”的新闻引发了大众的广泛关注。除了涉事卫生巾的真假反转，更引人注意的是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卫生巾产品安全问题，以及庞大而失语的低收入女性卫生需求，甚至触发了对女性普遍困境的深刻讨论。

切勿将散装卫生巾污名化，更不应为伪劣产品辩护。

对散装卫生巾的关注源于一位网友偶然间发现网络平台上售卖大包装卫生巾。问答区“建议大家买有牌子的吧——生活难、我有难处”的沉重对话，将“散装卫生巾”推上了热搜。

由于价格远低于日常售价，群众怀疑散装卫生巾是否为“三无产品”，而售卖方的店铺内则已公示企业卫生许可证等资质材料。随后，许可证上企业称该店铺冒用了公司证照，公司没有生产过散装卫生巾。

涉事卫生巾下架后，有一种声音认为“用这种卫生巾的人不关心是否三无”“别让购买的人失去最后的通道”，直指在买不起卫生巾的人面前追究卫生巾优劣，是一种何不食肉糜般的优越。

散装卫生巾当然不能与伪劣产品等而视之，但以关爱、悲情、不得已为由为三无甚至伪劣、假冒产品辩护也缺乏合理性。女性难以负担卫生巾费用的“月经贫困”和伪劣卫生巾充斥市场，是提升女性生理卫生水平同时面临的两大问题；不合格卫生巾也绝非“无经营许可、没有精包装但价格低廉”这么简单。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可搜索到因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卫生巾被判处刑罚的案件共计13件，罪名涉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假冒注册商标罪等，多家知名品牌均有涉猎；除假冒外，部分自行制造的品牌质量同样堪忧。伪劣卫生巾已隐隐形成黑灰色产业链条，其规模也超过大家想象。

加强对卫生用品市场监管及司法打击，清理、整顿三无产品，不是无知的冷漠。因为三无卫生巾真正压缩的成本是基础质量保障，这并不是对低收入女性的关怀，而是在同类市场中，以劣币驱逐良币，攫取超额利润。对其放任不理，才是对女性、尤其是低收入女性的真正伤害。

不要污名月经，不要敌视卫生巾讨论。

在有关卫生巾的讨论中，也有反对声音：“不知道是谁把这个问题搞火的，非常不应该！”或将“卫生巾贵”和“买奶茶”“抽烟贵”等量齐观，认为“一年也就几百而已”，讲之视为女性个人消费问题。

将月经与羞耻、污秽相连，谈卫生巾色变与长久以来耻于谈性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生理知识的普遍不足有关。我们郑重地讨论卫生巾问题，是因为月经并不耻辱，而卫生巾问题，本质是国家卫生问题，并不因为是女性或者部分女性所面临的困境，而变成“奶茶问题”。

抽烟与喝奶茶，是个人选择；而月经与卫生巾需求，是女性与生俱来的无可选择。如同我们需要关注残疾无障碍措施、关注贫困人口、关注医疗问题，这是特定群体应该得到无差别社会对待的问题，是无法仅仅通过个人努力解决的问题，是可以也应当“搞火”的大众议题。

这也并非卫生巾第一次被大规模关注。疫情爆发初期，大批援鄂一线女性医护人员陷入卫生用品储备不足窘境，消息传出后，大批卫生巾、安全裤捐赠至武汉。而今天大规模讨论散装卫生巾问题，则是将对月经尊严的探讨，推展至庞大而长期失语的低收入女性群体。

事实上，女性群体所缺乏的，也不仅仅是安全、合格、可负担的卫生巾；女性缺乏的，是一种健康、有尊严的方法来应对生理期，应对独有的性别特征：是能够放心、安心地生育或不生育，而无需遭遇隐形职场歧视；是按照自己意愿求学、婚恋，而不用为哥哥弟弟让位、牺牲……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解决一个群体面临的问题无疑是长期的系统工程。对于卫生巾困境，众多慈善组织已经先行一步，开始对贫困女童定向捐赠；清整、打击伪劣卫生巾的行政执行与刑事司法工作也未停歇；公共舆论中关于是否减税、成本与价格的讨论，则朝向共识的凝聚。

问题被关注通往问题被解决。当我们能够开始以客观而非猎奇、关怀而非娱乐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当“卫生巾”“月经”能够出现在大众媒体甚至标题中，本身就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