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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知名企业胖东来的一项关于彩礼的规定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胖东来在公司制度中明确规定：员工结婚不得索要或支付彩礼，婚礼需保持节俭，酒席仅邀请亲朋好友且不超过五桌，严禁依赖父母购买房产和车辆，鼓励凭借自身能力创造和享受美好生活。

这一举措引发了众多媒体的争议。有人批评于东来“过于干涉员工私事”，也有人认为胖东来对员工的生活干涉过多。

某些媒体甚至集体出动，通过官方号和个人号大肆批评胖东来的规定，称其为“爹味过重”，并质疑其合理性。

然而，从出发点来看，胖东来的规定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事实上，早在90多年前，我们的革命前辈在江西苏区就废除了彩礼和嫁妆制度。

1931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定的《婚姻条例》中明确规定，男女结婚需在同乡苏维埃登记，领取结婚证，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

这个条例不仅在当时的苏区得到了执行，类似的规定在福建闽西龙岩县和江西苏区等地也有出现。这些条例的出台，旨在消除封建婚姻制度中的弊端，推动妇女的解放。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革命前辈们在妇女解放运动中会一致选择废除彩礼和嫁妆呢？

实际上，90多年前废除的东西，在今天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得越来越畸形，成为当代青年面临的一大问题。

今天，我将结合革命史料，与大家分享新中国关于彩礼的简要历史。

1919年11月，湖南长沙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血案，一个名叫赵五贞的21岁女孩因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选择了极端的方式。

在出嫁当天，赵五贞在绑腿里藏了一把刀，在出嫁路上自刎，血流一地。

这一年正是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成为热门话题。这个事件迅速引爆了社会舆论。

当时，赵五贞的父母之所以强迫女儿出嫁，就是为了贪图男方的高额彩礼。

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的彩礼问题比清朝更为畸形，不仅数额高昂，而且攀比之风盛行。越是贫穷的家庭，要求的彩礼越多。

彩礼主要给到娘家，性质基本等于“卖女儿”。长治地区，一个姑娘的彩礼在200到400元伪币之间；平顺地区，姑娘价格随年龄增长，从两岁的2斗麦子，2石米，到15岁8石米，17岁4石麦子，10石米，50斤盐。

这仅仅是太行山区的。

嫁妆和彩礼类似，在攀比心态下逐渐高涨，这种婚姻带来的种种问题层出不穷。

红军队伍中，有许多人有被父母包办婚姻的经历，或者是童养媳。赵五贞的血案引起了当时青年革命者的强烈共鸣，因为他们自己也是畸形婚姻制度的受害者。

根据苏区政府的调查，1930年一个农村家庭给儿女结一次婚，花销从家庭月收入的1.5倍到9倍不等，多的甚至能花掉一整年的收入。

到了红军建立根据地时，往往第一件群众工作就是废除彩礼和嫁妆。

因为参军的战士们，同时也是适婚的青年男女们，当为了一场婚礼背上沉重债务时，显然是没有能力参加红军革命的。

为了让青年男女源源不断地参加红军，就必须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与封建制度彻底决裂。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继承了革命年代的精神，明文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彩礼文化再次回归，并在70年代后期逐渐演变成为金钱交易。

从70年代开始，结婚账单的总数和细分项目不断增多，从600元增长到了90年代的3.3万，甚至更多。

到了最近一两年，新闻上类似当年“赵五贞案”那样的悲剧，居然在我们国家重现。

彩礼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它反映了当代青年在婚恋观上的变化。

中央早在2019年的1号文件中就提出对婚葬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对于党员群体，中央也明文要求严禁大操大办、铺张浪费，抵制不正之风，给群众做好表率。

从彩礼问题的历史演变来看，胖东来最近提出的一些举措，虽然在具体执行上引起了争议，但从出发点来说，是符合国家倡导的精神的。

媒体作为人民的喉舌，应该为人民发声，代表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然而，某些媒体在批判胖东来的同时，却在维护落后的彩礼制度上表现出强烈的战斗力。

我认为，真正“爹味过重”的，是那些对新中国历史了解不够的小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