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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这个南美洲的小国，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其名字可能只代表着地理上的一个遥远角落。然而，秘鲁与中国之间却有着深厚的渊源，尤其是在华人社区方面。秘鲁的华人数量庞大，这一事实在世界上都是不容忽视的。

秘鲁究竟有多少华人呢？这个数字的确难以精确统计，但据估计，秘鲁的华人总人口至少有200万。这相当于秘鲁总人口的5%至7%是亚洲人。而由于拉美是一个民族熔炉，这里的混血人群众多，所以如何定义“族裔”是一个挑战。如果将所有声称有华人血统的秘鲁人纳入统计，这一比例将会更高。据称，声称有华人血统的秘鲁人多达500万，占秘鲁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那么，这些华人是从何而来的呢？回溯到19世纪，中国对外移民的历史中，往往伴随着“华工”这个词。西方殖民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除了黑奴外，印度人和中国人也被视为潜在的劳动力来源。然而，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可能通过强制手段来提供劳动力，因此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活困苦，闽粤一带的贫困居民被迫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到海外谋生，这就是所谓的“卖猪仔”。

19世纪，美洲的秘鲁因独立后的动荡局势，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破坏，劳动力极度匮乏。秘鲁政府于1849年11月17日通过了一项《移民法》，规定每引进一名10岁至40岁的外国移民，引进者将从国库获得30比索的奖金。这一法律后来被称为《华人法》，因为它主要吸引的是中国人。

据统计，1850年2月至1853年7月，秘鲁共引进了3932名移民，其中2516名是中国人，320名是爱尔兰人，1096名是德国人。这些华工是如何到达秘鲁的呢？当时的欧洲人口贩子看到了秘鲁的规定带来的商机，他们利用欺骗甚至绑架的手段，将华工从广东、福建骗去或绑架去。第一批“契约华工”于1849年10月15日乘丹麦船“费德里科·吉耶尔莫号”到达秘鲁，这是第一批到达秘鲁的中国人。

然而，到达秘鲁的华工们面临的是极其恶劣的生存条件。从澳门到秘鲁的航行长达四个月，船舱内通风、卫生和饮食条件极差，三分之一的华人死在路上。而到达秘鲁的华人，他们的悲惨状况甚至令秘鲁人感到震惊。1874年，秘鲁外交部长阿圭罗在给议会的备忘录中承认：“澳门至卡亚俄之间的苦力贸易是野蛮的，是对中国的蔑视”。

尽管有反抗成功的案例，但大多数华工仍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被形容为“仅比牲畜强一筹”。他们每天凌晨4点起床，在铁路、矿山、鸟粪场、种植园等地开始一天的艰苦劳动，并受到监工的监视。夜晚，劳工们被锁入“寮棚”，活动范围仅限于寮棚内。尽管劳动强度极大，但待遇却非常低，许多华工因过度劳累、疾病或自杀而死亡。

华人的悲惨状况引起了国际关注，清政府也感到蒙羞。1873年，李鸿章与秘鲁使臣葛尔西耶就秘鲁虐待华工之事进行了交涉。1874年，清廷与秘鲁建交，华人的境遇稍有改善。然而，由于对腐败清廷的唾弃，几乎没有华工回国，留在秘鲁的十万华人，与当地黑人、印第安人、拉丁人通婚，落地生根。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工逐渐不再被视为苦力，而是凭借智慧与勤劳，在秘鲁也创出了一片天地。1890年至1930年，出现了中国向秘鲁移民的第二次高潮，这些移民多是打零工或从事商业，在秘鲁的沿海城市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唐人街。直到1930年，秘鲁限制了移民政策，移民政策再渐渐收紧。

在长期的通婚与繁衍之下，秘鲁有华裔血统的人自然越来越多。中国文化（主要是广东文化）也成为秘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秘鲁的华人也是中国与秘鲁重要的联系纽带。2009年，在纪念华人抵达秘鲁160年的纪念大会上，秘鲁加西亚总统在致辞时公开表示：“中国移民在秘鲁历史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移民是吃苦耐劳、遵纪守法和努力奋进的榜样。”

作者：云帆